本文目录一览：
- 1、我在故宫修文物木器组科长是谁
- 2、如何评价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
- 3、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内容概括
- 4、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的陶瓷组负责的文物叫什么？
- 5、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 最忙的小组是哪个? A.木器组 B.青铜组 C.陶瓷组 D.漆器组
- 6、故宫文物修复师修不修玉壁？哪个组修？
我在故宫修文物木器组科长是谁
屈峰：一个木器修复师的修行
他叫屈峰，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木器组组长，今年因为一部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突然火了，成了位“网红”。其实，他是个带着点侠义柔肠的文物修复师。
1 心外无理
跟屈峰约采访，时间定在早上8点半。准点赶到故宫神武门，跟他一个部门的同事刘潇雨特意出来迎接，“我们那儿在非开放区，怕你迷路。”
太阳刚升上来，建福宫外的黄顶红墙就贴着墙根儿抹了一小道影儿，偶尔有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经过，遇到熟悉的彼此点个头，或者干脆骗腿儿下车聊两句，然后再滑轮上车。
恍然，人就穿梭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胡同四合院，家家户户都认识，十几米路能走上半个小时。
顺着建福宫西墙拐进一个长夹道。再往北，春华门前，三位脖子上挂着故宫工作牌的人，指指点点。“最近这儿可能要修。”小姑娘刚上班一两年，声音清亮柔和，不急不躁。
刷卡进了科技部的玻璃门。一阵风涌过来，立了夏的风，还跟春风似的，轻轻柔柔的，探出墙头的杏树叶子沙沙骚动着。屈峰所在的小院儿就在墙后。
这儿真就是座四合院，没有金碧辉煌的大殿，正房都是朴素的灰瓦。
每天，屈峰走这条路上班，每一次都是一场修行，隔绝凡尘，静心凝神。
他是西安人。站在40岁的门槛上回首：年少求学坎坷，足够写本小说了；2006年，从中央美院雕塑系硕士毕业，梦想当艺术家。
当年他的首选是留校任教，可惜学校那届不招人。为了生存，两个工作他必须选一个。一个是去一所学校教色彩。还有一个就是去故宫修文物。“我也学过画画，但来故宫能做雕刻，所以进了宫。”
不过，当聘用合同真摆到屈峰面前时，他在御花园里长久地愣神儿，“难道人生就这样了吗？”
一咬牙，屈峰还是签了。
步入社会的第一个十字路口，他往前迈了一步，几次甚至想缩回脚。
“学艺术的嘛，纪律性不是特别强。”他挠挠头，坦承得像个孩子。
这种不适应，从进门就开始了。“我以为就算没有窗明几净的工作室，怎么也得是格子间啊。可是一进门，我一瞅，呦，这不就是‘农家院’吗，各式各样的树郁郁葱葱，大水缸上盖着木盖子，门上还有挂锁。我从小就是跟这样的农村院子长大的啊。”
进了屋，地面是旧时铺的大石砖，岁月留下的坑坑洼洼里，散落着一层木屑。也许，这些木屑出自某尊雍正收藏的宋代佛像、乾隆坐过的明代圈椅，也或者是康熙使用过的某件屏风。窗户上挂着古旧的白色百褶窗帘儿，让人禁不住猜，到了冬天窗台上是不是也会摆着一排存西红柿
如何评价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
根据知乎导演的讲述：导演曾经参与拍了故宫100，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是导演第二次拍摄故宫。正好有制片人雷建军老师就带着学生们在做各个修复组的田野调查，写调查报告，关于各种工艺各个师傅的介绍。又恰好是2015年故宫建博物院90周年，领导们觉得这个项目好，就重启了。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资金不足并且只有半年的制作周期，周一周五拍，周末剪辑，连拍带剪，用了三四个月完成拍摄，又用了三四个月进行剪辑。成片效果却超乎想象的好。
有幸参观过故宫，可惜是在看过这部片子之前，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可以说是大型文化科普现场，不急不躁缓缓道来的画外音，将文化瑰宝徐徐展现在观众面前，明明没有煽情的地方，观看时却在不知不觉之间两眼发酸。
这种简单到近乎单调的拍照方式，朴素到近乎平淡的展示方法却是最真实的展示了文化的底蕴。中国的片子很多热衷于神秘化以至于使事件失了真实性缺乏感触，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反其道而行，用最平常日化的叙事，感动着屏幕前的你我，如果这种片子再多一些，文物面对的破坏可能会更少一些。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采用实地拍摄，全片没有一个专业演员，却都是最可爱的人，他们看似朴素无华默默无闻，实际上都是顶尖的学者。他们熟知各朝各代，他们精通各种科技知识，他们谦逊温雅，他们自豪自信。
很惊喜于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的表现手法，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，展示现代人与文物穿越千年的对话。原来记忆中高大上无法触及的文物也能如此的平易近人，原来庄严肃穆的深宫伟院也能轻松明媚。那些葱郁茂盛的果树，那些安家落户的“御猫”。
故宫钟表还留有上千件，一个人的一生是修不完的，需要一代代师徒传递来完成。印象最深的是王津的钟表组，一句在修我就退休了，屏幕外的某墨差点泪奔。王津修过的钟表不计其数，精妙绝伦的艺术品都是存在生命的，那些动起来的钟表演绎者创造者与修复者的智慧，可惜这些精致震撼的工艺只能尘封在展览柜中。
王五胜说自己很快就要退休了，故宫的很多地方却还没有去过。将一生奉献给修复事业的大师们，倘若没有这部纪录片，恐怕都没几个人能够知道。
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内容概括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第一集讲述青铜器、宫廷钟表和陶瓷的修复故事，第二集是木器、漆器、百宝镶嵌、织绣的修复故事，第三集为书画的修复、临摹和摹印。
片中第一次完整呈现世界级的中国文物修复过程和技术，展现文物的原始状态和收藏状态；第一次近距离展现文物修复专家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；第一次完整梳理中国文物修复的历史源流；第一次通过对文物修复领域“庙堂”与“江湖”互动，展现传统中国四大阶层“士农工商”中唯一传承有序的“工”的阶层的传承密码，以及他们的信仰与变革。
第1集
康熙皇帝60大寿时32扇屏风、乾隆皇帝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、唐代三彩马、珍宝馆银器、乾隆生母金发塔等文物纷纷登场。在大半年的时间里，青铜组的王有亮师徒、陶瓷组的王五胜和两个80后年轻人、钟表组的王津师徒将分别修复手中的珍宝，以赶上展览进度，而他们在宫墙内外嬉笑怒骂的生活故事也逐一呈现。
第2集
中国人对木头有着极为特殊的情感。几千年下来，中国人一直在用远比石材脆弱很多的木头建造家园。生活在树木旁，住在木房子里，在木桌上吃，在木床上睡，栖身从木开始，用木头造纸，用木头刻版印刷，栽种、培养、雕琢一个个可造之材，木雕佛像，看上去更是多了一份蕴含生命的亲切。
第3集
一幅已有250年寿命的古画，没有作者落款，没有画面内容介绍，也没有确切创作时间，在此之前，它从来没有与公众见面过。连它的名字，在修复时也还没有定下来。经过故宫专家考证，它画的是乾隆皇帝给他母亲崇庆皇太后过80大寿时，现场祝寿的实景。这幅古画，原本非常的残破，绢面有缺损、断裂，还有霉迹。书画组的科长杨泽华和同事们刚刚把它修复好。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的陶瓷组负责的文物叫什么？
我在故宫修文物第一集讲述青铜器、宫廷钟表和陶瓷的修复故事，第二集是木器、漆器、百宝镶嵌、织绣的修复故事，第三集为书画的修复、临摹和摹印，我在故宫修文物的
最忙的小组应该这样说每个工序都很忙都辛苦。
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 最忙的小组是哪个? A.木器组 B.青铜组 C.陶瓷组 D.漆器组
我在故宫修文物第一集讲述青铜器、宫廷钟表和陶瓷的修复故事，第二集是木器、漆器、百宝镶嵌、织绣的修复故事，第三集为书画的修复、临摹和摹印，我在故宫修文物的 最忙的小组应该这样说每个工序都很忙都辛苦。
故宫文物修复师修不修玉壁？哪个组修？
1月24日电从引起持续关注的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，到不久前备受瞩目的故宫“文物医院”挂牌成立，“文物修复”的话题一直热度不减。近日，中新网记者采访了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钟表室的修复师、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主角之一王津，了解到修复背后的故事。从修复师到“故宫男神”近来，王津“火了”，这位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钟表室的修复师，走在街上时不时会被人认出“求合影”，一年来接待了一波又一波采访的媒体。有人叫他“网红”、“故宫男神”，王津摇摇头，“还是因为片子展示的文物吸引人”。由于故宫“文物医院”设备仍在检修，王津和同事们还在原钟表室内工作。门口迎面的大桌子上摆放着一堆待修的古钟，有的外形尚好，有的却已残破不堪……王津提醒鱼贯而入的记者，“各位小心，背双肩包的先放下包，不要碰到文物”。他手头正在修的，是一件乾隆年间的钟表，拆下来的零件铺满了工作台：弹簧，齿轮……虽然已经“七零八落”，但从构件上仍能看出，这是一座设计十分精巧的座钟。王津一边端详着钟的底座，一边指给记者看，哪里是水法、哪里是齿轮，“修好后，这只小猴能拜，蝙蝠也能动”。“修古董钟表，全世界还是故宫最好。东西多、种类全。别的地儿见不到。”知名度暴涨以后，王津从来没想过能换个收入更高的工作，“还有哪儿的文物比故宫更吸引人呢?”挑战上千个零件的“变魔术人钟”其实，到现在王津都不太能说清修复过多少钟，只有一个大概的数目：两三百座。在经手最难修复的古钟名单里，王津最常提起的还是那件“变魔术人钟”。据资料，“变魔术人钟”由瑞士钟表大师路易斯o罗卡特在道光九年制造，高70厘米、宽50厘米。钟内有一位变戏法的老人，手里拿着豆子、小球。当齿轮转动之时，钟顶小鸟会做出张嘴、转身、摆动翅膀等动作，三个圆盘也同时不断变色转动。“那座钟有着上千个零件，我得一个个拆下来检查。”这座原本残破的钟表经过王津和徒弟的巧手修补，慢慢趋近复原。调试的时候依然考验师徒俩的耐性，“钟里的齿轮都是一环扣一环，稍微错一点儿都不转了”。好在王津是个有耐心的人。“变魔术人钟”修好后，2010年还远赴荷兰展出了半年。日复一日八点上班、五点下班，王津不觉得枯燥，“钟表的模样、构造都不相同，最多也就是一对儿一样，但机芯什么的也会有变化。看着这些小东西经自己的手，都能动起来，挺好玩儿”。修钟落下了“职业病”算起来，王津与故宫颇有渊源。以前，他的爷爷在故宫图书馆工作，幼年王津常常去送饭。不到20岁，又接爷爷的班儿进了故宫。在钟表修复室，他的师父是马玉良，也是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二代传承人，王津是第三代。“我刚来的时候，钟表室就两三个人。”第一年，王津根本碰不着文物，而是先从基本功练起，比如弄点铜丝、锉个销子之类，“第二年，有资格接触文物了，简单的机芯试着修复下。头三年基本都是打基础的阶段”。在王津的印象中，自己正式上手修复的第一座钟是“三面钟”：一个机芯带着三个钟面，每一面都能看时间，“那会还是上世纪80年代。虽然修之前干过两三年了，但心里头还是有点儿紧张，担心能不能修好”。容易修复的钟，可能两个月就能搞定，难一些的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，尤其是那些残破不堪、零件完全锈死的古钟。一件待修文物到手，拆解、清洗……需要补配的小零件自己做;必须要换的、特别大的齿轮之类就摘下来，拿到专业的店里订做，不过这个频率并不高。一年到头，他出国的次数也并不多。但每逢有机会，王津总要找点儿时间到国外博物馆看看那里收藏的钟表。他自嘲，“这就跟职业病似的了吧”。2017年的计划表在故宫一呆几十年，王津说他“喜欢这份工作”，“我天生动手能力比较强。能喜欢就能踏踏实实干下去”。2017年，王津更忙了。摆在眼前的，是2月底一个展览，王津和同事、徒弟要赶着把展品检修一遍，下半年要的一个“钟表培训班”……王津掰着手指头算。“桌子上的这些钟，也是等着修的。”王津指着几座看上去灰头土脸的古钟，“看着不起眼，却都是清代的。它们刚从库房里提出来就是这个样子，这座‘散了架’的尤其得花点儿功夫”。对钟表修复技艺的传承，王津也挺乐观。他说，以前都没断了，现在国家、故宫这么重视，更不会“断代”，“只是钟表室的师傅们年龄结构偏大，未来修复人员增加最好是阶梯式的，不然容易出现断层”。“将来这个修复室能有七八个人，算人手比较充足了。”对于目前的工作状态，王津很满意，唯一略微遗憾的是，有些钟到现在还没机会修。“有个‘写字人钟’，现在都没上手过。”王津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“工作年头久了，就是看到越复杂的钟越是来劲”。